国枫观察 | 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攻与防”系列研究（十五）——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被告适格性之争

“首恶”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体现为主要策划、指使或是获益的人，是导致虚假陈述行为产生的主要责任主体。“首恶”的范围主要涵盖两类主体：一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20条第1款规定，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致使原告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原告起诉请求直接判令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依照本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免却嗣后追偿诉讼的诉累。此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般被称为虚假陈述诉讼中的“首恶”。二是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方掌握与标的公司有关的真实信息，如果发生财务造假，交易对方应当是始作俑者，也属于“首恶”的范畴，因此，《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所提供的信息不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导致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陈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该交易对方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司法实践对“首恶”责任的认定已突破传统连带责任的范畴，逐步探索确立“第一责任”的裁判规则。在“东方金钰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赵某作为某公司股份占比超过50%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在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授意、指挥、指使副总裁杨某等人，通过虚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应收账款等方式实施诱多型虚假陈述违法违规行为，诱使投资者高位买入股票，并造成投资者损失。根据查明的前述事实及原告诉请，深圳中院判决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某作为第一责任主体赔偿投资者的损失。”[5]该案是全国首例判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案件，是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八个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之一。

与之相对，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判令“首恶”承担连带责任的典型情形。在“康美药业案”中，法院认为：“马兴田作为康美药业董事长、总经理和实际控制人，组织安排相关人员将上市公司资金转移到其控制的关联方，且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情况；为掩盖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长期占用、虚构公司经营业绩等违法事实，组织策划康美药业相关人员通过虚增营业收入、虚增货币资金等方式实施财务造假。许冬瑾作为康美药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和实际控制人，是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与马兴田共同组织安排相关人员将上市公司资金转移到其控制的关联方，且知悉马兴田组织相关人员实施财务造假。此外，马兴田、许冬瑾明知康美药业《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存在虚假，仍然作为董事签字并承诺保证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马兴田、许冬瑾的行为直接导致康美药业披露的定期报告存在虚假陈述，是应当对康美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马兴田、许冬瑾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

针对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方这一特殊“首恶”主体，司法裁判亦形成了清晰的追责路径，且该路径具有法律适用的延续性：在《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正式实施之前，即有裁判以《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2002）第24条、第25条为依据，正确认定了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方的赔偿责任。在“鞍重股份案”中，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若干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2002））第24条、第25条规定，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某科技集团公司作为资产重组的交易相对方，向某矿山机器公司提供虚假的财务数据，存在欺诈的行为。某证券公司作为某矿山机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在对重组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充分核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投资人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某科技集团公司、某证券公司的行为，导致某矿山机器公司披露的《报告书》存在虚假记载，给投资人造成损失，应与某矿山机器公司共同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7]

在《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实施后，法院则直接依据新规第21条起诉请求判令该交易对方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在“欢瑞传媒案”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某甲股份公司于2016年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某丙有限公司等60名某乙有限公司股东所持有的某乙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某乙有限公司是本次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某丙有限公司是某乙有限公司的原股东，是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对象。某乙有限公司、某丙有限公司是本次重组的核心参与者与推动者，均负有保证某乙有限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而重庆证监局作出的【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某乙有限公司、某丙有限公司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应受到行政处罚，由此可以认定某乙有限公司、某丙有限公司未尽到信息披露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所提供的信息不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导致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陈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该交易对方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之规定，某乙有限公司、某丙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对方，其提供的信息不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导致某甲股份公司披露的相关财务信息存在虚假陈述，故叶某某等47名投资者请求某乙有限公司、某丙有限公司与某甲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某乙有限公司、某丙有限公司提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22条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包括为实施虚假陈述行为提供帮助的供应商、客户、金融服务机构等，这些为实施虚假陈述行为提供帮助的主体被称为“帮凶”。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帮凶”责任的认定，核心在于审查是否存在协助实施虚假陈述的客观行为及主观过错，相关裁判呈现出两种典型情形：

1. 证据不足时的责任排除——以“工大高新案”为例

在“工大高新案”中，原告认为工大集团公司是与工大高新公司发生重大交易的关联方，与工大高新公司之间发生资金占用、担保等多项交易。因此工大集团公司是帮助工大高新公司故意隐瞒资金被占用、违规担保等违规事实的行为人，需要根据《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对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工大高新公司实施了财务造假活动，也无证据证明工大集团公司故意隐瞒重要事实致使工大高新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故以上规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本案系因工大高新公司违反信息披露管理规定而引发的赔偿责任纠纷，而工大集团公司并非案涉虚假陈述的行为人，故俞丽君诉请工大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其该项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虽然法院并未支持原告方要求工大集团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但具体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帮助实施虚假陈述的行为，并未否定其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8]

2. 构成“帮凶”时的责任认定——以“华虹计通案”为例

“华虹计通案”被称为我国“打帮凶”第一案，本案中，华虹计通与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京复电（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中卡智能卡有限公司开展没有实际物流的“四方贸易”，在几天内完成资金循环，虚增利润73.23万元，作为“帮凶”的三家公司均被判处在10%至20%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的裁判结果，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对证券虚假陈述“帮凶”的追责机制进一步完善，也明确了外部主体协助造假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司法导向。 [9]